最近一次和她交谈，是几个月前的一通电话。我在坡县，她在中国。
电话的那头，她举棋不定，说不知道应不应该回新加坡，重新找一份工作，拾起之前戛然而止的生活。终了，她说，大部分朋友们都觉得「回坡是更好的决定」，那么她大概率会回来吧。很快就会回来的；再一两个月，就回来。
我斜倚在沙发上静静听着她踌躇的话语，一边回忆这些年来和她的交情。早些年，我们的道路曾经紧紧交织；如今，她已走在另一条道路上，而我已逐渐认不清她的模样和去向。
我认识她很多年了。她是长我一岁的学姐；与她初识之时，她也和我身边大多数同龄人一样，走在这样普通的道路上：初入异国的大学，一边为了学业奋斗，一边又在积极的探索和认知自我。
她待人接物异常真诚，聪颖温柔，爱笑，兴趣广泛，文字功底也非常好，很快就吸引到了我的关注。但由于她长我一届，且在不同的学院，初识的一两年，我们交集并不很多；待她进入职场后，我们反而才变得更加亲密了。
由于成绩优异，她用三年的时间读完了四年的本科课程。就像很多初入工作的年轻人一样，她也遭遇了一场「精神危机」。她曾写道：大学的毕业典礼之所以叫作commencement，想要强调的并不是大学的「终结」，而是一个人真正开始学习如何承担责任，自力更生，接受社会洗礼的「伊始」（即commence）。
某天，她约我散步，和我倾吐她初入职场的不快。
如今回想起来，她那日所倾诉的来自于工作的打击，更多是「内生」的——10-5-5的工作时间，整体氛围相对养老的公司，人品不错的上司，质朴的同事，在应届生中间还算不错的薪水——所有这些，在常人听来，似乎无可挑剔。让她焦虑不安的，是她坚持认为的工作的「无意义」。
她所在的公司所掌握的技术，可以说是支持「人类现当代科技架构」的核心一环。然而对于科技时代，她抱有一种几乎是本能的悲观失望。她渴望更加温暖的，贴近人性的工作，而非日日和冷冰冰的机台相处。
工作之外，她的生活异常丰富温热——她主动接触坡县各种不同的社群，和人积极构建联系；关注气候变化和自然；热爱舞蹈和瑜伽；探索有机农业；等等。我们仍旧常联系，一起外出探寻美食，热切地交流书影音；我仍爱她的自由勇敢，爱她的笑容，但对她的情感里，却逐渐夹杂了一份担忧。
我察觉到她的「不稳定」——她工作之外的人生计划，一直是流变的：开农场；做瑜伽老师；办舞蹈工作坊；学戏剧；做气候变化相关的工作；等等……似乎每个规划都有模有样，也几乎要全情投入；但又似乎没有真正在哪个项目上落脚。 我逐渐的看不清她的未来。
与此同时，有关本职工作的沮丧情绪一直如影随形；她似乎病了很多次，状态不太稳定（我曾买了滋补的中药去看望她）；肠胃脆弱；身体也一直有些瘦削。
有一天，她异国的男友联系我，说和她失联了，他很担心，请我试图联系她。然而我也联系不到。几小时后才得知，她的精神家园经历了一次大面积的失火；在失联的状态下，找闺蜜哭诉了一整晚，方才平息。
我猜想，她或许曾多次这样陷入绝望，以泪洗面；但她从没在我肩头哭过，大概因为我从未出过象牙塔，无法完整映照她的痛苦吧。
三年后，她终于下定决心离开这家公司，离开新加坡。她回国了，走了很多地方，见了很多人；末了，回到老家，才终又安定下来。
距离我们那次通话，已然半年光景；她终究还是没有如期回来。
朋友圈里，经常看得到她分享平静恬淡的老家生活，以及许多有关爱，自然，教育，灵性等的内容。她的灵魂仍旧温热。我时常遥远地思念她。